泰康人寿董事长：中国崛起是世界最大“麻烦”

极冰酷热 · 发表于 2011-6-5 18:51:03

我有一个并未成型的关于中国现代化发展的思考。这个话题源于在亚布力举行的中国企业家论坛，因为我们曾在亚布力讨论过中国和平崛起的话题，后来我慢慢思考而形成了一些观点。我并不是学历史的，只是因为业余爱好喜欢思考一些问题。

鸦片战争是中国落后的结果，也是觉醒的开始

中国模式是中国思想界最大的争议，存在很多争论和不同看法，应算作最高的学术命题。我的理念之一是：鸦片战争是中国落后的结果，也是中国觉悟觉醒的开始，所以我认为中国的现代化之路是从鸦片战争开始的。

我们经常讲历史上出现过三次盛世：秦汉时期的文景之治、隋唐时期的贞观之治以及清代的康乾盛世。其实，康乾盛世只算半个盛世。明朝早期，郑和下西洋后,不到80年，哥伦布开始航海。西方就是从那时开始发生了深刻变化，从航海、文艺复兴到工业革命，再到我们经常讲的现代西方三权分立的民主社会。

1840年，英国工业革命形成，而中国乾隆皇帝逝世的时间是1795年，相隔不到50年时间就发生了鸦片战争。康乾盛世只是在西方还没有到中国来的时候出现的盛世，那时的中国还是一个传统的农业文明盛世，实际上相对于世界来说是衰败的，因此1840年鸦片战争是中国已经落后的结果，而根本不是落后的开始。而且，鸦片战争使得中国真正开始进入现代化，开始跟世界融合、跟世界打交道。这是我的第一个观点和命题。

转型和儒学贯穿中国社会发展

从1840年到今天，一直有两条主线贯穿中国社会，引领社会的发展，一条主线是社会转型，一条主线是东西方文化的碰撞。

第一条主线是社会转型，其核心体现就是我们讲的革命、革新、改良或改革。当时最血腥，或者最彻底的是“革命”这个词；最温和的是“改良”这个词；今天我们用“改革”这个词。社会在急剧的转型过程中可能摆到左边，也可能摆到右边；可能是用革命的方式、也可能用改良、革新的方式。从1840年至今170年，中国的社会转型还没有完成，因此社会转型是贯穿并引领中国社会发展的主线之一。

第二条主线是东西方文化的碰撞。儒家学说从汉代董仲舒开始成为官方哲学，最后形成一直贯穿的主体思想体系。中间还有程朱理学、王阳明的“心学”等思想，但总体还是以儒学为核心思想体系。但是当西方科学民主思想来到中国时，发生了激烈的碰撞，所以中学和西学这两种思想力量的交织到今天还在继续。湖北张之洞曾提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五四运动是打倒“孔家店”，彻底否定了传统。今天新儒学崛起，中国思想体系和西方体系仍在碰撞，还没有最终尘埃落定。因此，我认为影响中国现代化最核心的两个力量，一个是社会变革、一个是思想体系。这是我的第二个思考和观点。
解决中国问题的根本在于思想制度层面

第三个观点，人类在进行现代化演进的过程中有一只看不见的手，有一个逻辑在那里，它是循序渐进的。1840年的洋枪洋炮打开了中国大门，我们认为需要学习西方的这些技术，所以就开始了洋务运动。洋务运动是如我们今天看到的技术、经济层面的改革。但是甲午战争的失败让人们产生了更多的反省。反观日本的明治维新，花了30年时间，日本基本崛起，而后由于甲午战争、日俄战争而发了大财，日本才彻底崛起。日本崛起用了很短时间，明治维新是在学习西方。

甲午战争使得中国的仁人志士认为中国的问题还是要解决制度的问题。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维新派发动戊戌变法，走君主立宪的道路，但还是保持传统，根本没有推翻满清的体制。戊戌变法失败后，爆发了辛亥革命和五四运动，五四运动上升到了更高的层面，从技术层面到制度层面，再到精神层面。

什么能解决中国的问题？其实根本要在思想制度层面解决。五四运动的“反帝反封建”意义是我党在革命后的一种总结，五四运动的本质就是“德先生”、“赛先生”、“打倒孔家店”。五四运动，是中国现代化170年历史进程中的最具分水岭意义的一个事件。它彻底否定传统、全盘西化，开启了又一个现代的中国。今天中国的逻辑就是从“五四运动”演绎而来的。

其实西方列强并不支持孙中山革命，只有苏俄支持，黄埔军校也是由苏联人出资建的。国民党、共产党这两个党都是鲍罗廷作为顾问。两党实际上是相辅助的。孙中山所倡导的国民党三大口号就是联俄、联共、扶助农工。这两党都是按照列宁的国家理论、政党理论建立的，就是我们所说的党国制，党是至高无上的，党领国、领军、领政、领民，所以中国就走向了一条党国道路。

从五四运动、私权的党国，再到后来的新中国。其实非常简单，就是这样三大模式。这就是根据我的理解而进行的历史梳理。

两个版本的现代化

中国历史从1949年到今天的核心是什么？我的观点是，中国经历了两个版本的现代化。

1949年后，基本上是全盘的苏联模式。在文化大革命之前，中国150多个项目的工业体系基本建立起来，目标是要建立一个大国，研制原子弹、氢弹、人造卫星。在文革中期还有一个三线工厂，是我们把苏联援助的这些项目消化吸收后，进行的复制。

我们把意识形态抽象掉，建国后的前30年，这种苏联版本的现代化基本上是以公有制、计划经济为主，然后用工农业价格剪刀差来完成工业的资本积累。比如当初需要用布票、粮票，还要勒紧裤带来积累资本，这是在一个封闭的经济体系中。很多人问，我们那时候为什么不开放？那时候开放可行吗？当时的世界，已经形成两大对立阵营。中国去参加联合国会议的时候，国库里拿不出一张美元，因为西方对我们都是封锁的。不要忘记历史，当年中国就是从这样一个历史走来的。

当时，苏联版本的现代化已经走不下去了，其实，苏东也在探索改革、中国也面临新的选择，邓小平提出了改革开放。中国人革命的目的是要国家富强，穷社会主义不是我们想要的，这是最大的核心凝聚力量。现在回过头看，邓小平改革的时候，比今天要再一次改革简单得多，因为那时没有任何利益集团。毛泽东时代的整个中国社会很简单，共产党的干部25级制，一级工资400块钱，25级的工资大概是25、30块，工人有8级工资制，所有的财产都是国家或集体的，没有任何一分钱的私权，那个时代是一张白纸。

经济学中讲发展，基本的就是生产力的三要素。首先，人力资本从何而来？每次现代化的大运动，都伴随着一个智力吸收的过程，就是留学生运动。毛泽东时代，大家都到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留学，解放后这些人全部回国来建设，我们的人力资本也是这样的形成过程。第二，资本如何来的？毛泽东时代的中国是在一个封闭的体系里，只能用工农业价格的剪刀差，来完成工业化建设。第三，我们的技术从156个项目中获得，用的都是苏联、东欧的技术，156个项目相当于现在成套设备和技术的引进。

从毛泽东时代到我们今天的这个版本的现代化，中间有一个过渡时期。

1970年代，是中国最诡秘、最具变化、最波澜壮阔的年代。1971年林彪坠机身亡，意味着文革的破产。1972年尼克松访华，中国再一次跟西方结盟，形成了一个新三角关系。整个世界的格局，从1972年尼克松踏上中国的那一刹那，就开始演绎了，就是中美联手对抗苏联——苏联的倒台——社会主义阵营的瓦解。

1976年又是关键的年份，毛泽东的去世意味着中国一个时代的结束。当时打倒四人帮是最重要的任务，当然还有更重要的——从1978年三中全会到1989年的那个时期。从1970年代初到1980年代末，这近20年实际上是开始演绎从苏联模式向西方模式转变的又一次转型，其实这些年是一个过渡转型的时期。改革开放30年有点像从1840年到辛亥革命，开始也走技术和引进外资的路线，之后开始在制度上学习。今天，中国又站在了另一个改革的关键路口。

“两个改革、三个遗产”促成中国三十年经济高速发展

关于改革开放这30年，我有自己的一套看法，改革开放30年最核心的是两个伟大改革：第一个是宏观的价格改革，建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第二个是微观的所有制和产权制度改革，建立了现代企业制度，成长起一个社会经济发展的核心力量——企业家阶层。

企业家的代际有三个划分。1992年之前没有现代企业的法律制度，那时候的企业基本上是戴“红帽子”的集体企业、乡镇企业、国有企业。到1992年后因为有了“有限责任公司”和“股份公司”条例，中国创建企业开始进入一个制度化的阶段。再到海归派引进西方现代企业创始人和期权制度、填补了企业家财富积累制度在中国的空白，完成了中国的现代企业制度建设，这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因此，价格改革、所有制和产权制度改革是中国这30年的两个最大改革。我认为今天中国经济的成功，这两项改革是先决条件。如果没有进行市场化的改革，没有建立市场经济体系，那么今天中国所有的改革都无从谈起。仅仅有市场经济，而没有私营经济、没有产权和所有制的改革，就不会有今天企业家群体的崛起，也没有今天整个经济的蓬勃生长。

上述两个改革的成功是基于中国过去的体制留下的三个重大遗产：

第一，从中国历史上来看，在某个乱世后，乱世的终结者基本上会建立一个强人时代。这种历史人物都备受争议，但他们一定都会建立一个强大的中央集权国家。比如，秦汉、隋唐，到今天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很幸运的，中国历史上，元、清的版图最大，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了清朝的版图。历经百余年的纷争、混乱，中国今天仍然幅员辽阔。一个强大的力量终结了纷争混乱的历史，毛泽东就是这一乱世的终结者，建立了历史上又一强大的中央集权国家。当邓小平把国家机器接到手上时，当他说让每一个螺丝都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时候，这就是今天讲的举国体制。我们很多人都没意识到，今天这个强大的中央集权体系，其实是为中国转化成以经济建设为核心而发挥了巨大的力量。

如果要讲中国今天成功的原因，就是一句话——政府主导经济，或者叫企业家精神社会化。由于整个社会、整个党的体系以GDP考核为核心，中央政府搞经济特区，地方政府搞开发区，县里搞招商引资。回想历史，香港招商引资、全球招商引资基本上都是省委书记的头等大事。省委书记就相当于这个省的董事长，省长就相当于总经理。当然今天我们所批判的这个社会存在的各种问题，也是由于政府主导经济而带来的。

第二个伟大的遗产就是土地，今天我们还是在吃老祖宗的饭。1949年，所有财产归公，包括跨国资本，比如黄浦江、外滩一条街全是国有资产，今天实际上还是政府的。我与台湾地区人交流时，他们说，要趁价格低的时候加快基础设施建设，因为现在台湾是土地私有，土地价格都涨起来了，修一条高速公路根本修不起来。所以我们在城市化的运动中，在基础设施建设中，由于土地国有和土地集体所有，我们才能演绎“春天的故事”，一位老人在南海边划了一个圈，就造就了深圳这样的城市。如果没有共产党强大的中央集权，如果不是所有财产都收归国有，这是不可能的。

第三个伟大遗产是新兴产业工人。3亿农民没有土地了，就到城市里打工。我不同意用“农民工”这个词汇，其实应该称之为“新兴产业工人”。在进行现代化、工业化的过程中，有巨大的劳动力需求，农民工就是新兴的产业大军。

如果没有市场经济改革和产权改革这两个基础，没有中国这过去的三个遗产，就不能够取得我们今天的成就。

改革开放30年，又分三个时期。前10年是改革体制的准备期、过渡期、奠基期，在第二个10年里，1992年实际上在中国历史上是非常重要的年份，大家都只记得邓小平南巡，其实还有1991年苏联、东欧倒台这个大国际形势对中国的压力。邓小平南巡把中国彻底扭转到坚定改革、坚定地走市场经济道路。中共十四大第一次正式确定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在此之前的叫法包括：“鸟笼经济”——以计划经济为主、商品经济为辅——有计划经济的商品经济——计划经济与商品经济并行——商品经济，还没有谈市场经济。因此，中国最终确定市场经济道路，是伴随漫长思想斗争和交锋走过来的。

1992年还有一个很重要事件，当时国家体改委颁布了两个文件：《有限责任公司规范意见》和《股份公司规范意见》，到1993年才出台《公司法》，1996年出台《合同法》。所以在1992年之前，中国对于企业没有任何制度，1992年之前的企业只有乡镇企业(集体所有)、国有企业、个体户、合资、外资企业。所以在1980年代创业的企业家是很悲怆的，因为他们没有企业制度和法律的保证，没有企业法律框架来建设企业，所以要戴着“红帽子”。另外，可能会由于产权模糊，而导致牢狱之灾。

1992年这些政策和改革构成了当代中国的一个分水岭，经济建设完全走向市场。1989年后，整个西方封锁中国，当时中央的核心工作就是两件事，一是打破西方对中国的封锁，所以采用的是引进跨国公司投资，给他们优惠和让利。因此那时任何一个跨国公司的总裁到中国，都会得到高层的接见，但今天跨国公司领导来见一个主管部门的处长都难上加难。那时候借助引进跨国公司的确是打破西方政治和经济上的封锁。当年美国国会每年都会用中国最惠国待遇来挟制我们，这就使得我们下决心一定要加入WTO，彻底铲除套在我们头上的紧箍咒。中国加入WTO这10年，也就是本世纪的最初10年应该称之为“黄金的10年”。这10年我们从全球经济第7位跃到今天第2位，这是最核心的标志性变化。

中国最大的信心在于民间创业和企业家精神

展开大概念，中华人民共和国60年是什么框架？这60年分为两个时期、三个阶段。两个时期就是毛泽东时期和邓小平时期。毛泽东时期走的苏联版本的现代化把一个农业国建设成为初步工业国，初步工业国的标志就是工业体系、国民经济体系的建设。邓小平时期把中国从一个初步工业国建成一个新兴工业国。现在我们讲的转型就是从新兴工业国迈向中等发达国家转型，中等发达国家就意味着中产人群的崛起、消费经济的崛起。在从新兴工业国向中等发达国家转型的过程中，今天中国遇到的所有挑战，包括大家热议的所谓宪政、现代性或社会现代化等，都来自于转型带来的挑战。

对于中国未来，我的基本判断是到2020年，中国将基本实现经济现代化。今天很多人有忧患意识是对的，但我认为国与国就是块头对块头，我们已开始是一个强国了，这并非自大。再过10年，中国人均GDP将达到1万美元。而且，这只会提前到来。当经济崛起后，本币开始持续升值。从人均4000美元跨到1万美元，会不会出现拉美模式？我认为根本不可能出现。比如韩国、中国台湾，从3000美元到1万美元用了10年，甚至用了不到10年的时间。当人均GDP达到1万美元，中国的GDP接近10万亿美元的时候，国际上就可能只有美国、中国和欧盟这三大经济体。

我认为所谓中产人群崛起就是经济结构服务化。城市人口占60%，第三产业占60%，人均GDP达到1万美元——这三个指标大概十年内会做到，那时中国经济现代化就大功告成。

再谈到另一个问题，就是现代性和国家现代化的问题，现代性或社会的现代化建设可能还要用30年到50年的时间。抽象地讲，首先要建立一个法制的社会，才有民主社会。高度法制加上高度民主才能叫做高度文明，我相信中国一代人比一代人聪明。这是我对未来中国大体框架的看法。

虽然我们看到社会上有很多不好的方面，但我一直很乐观。我认为今天的中国企业家精神在人类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我曾在演讲中说“当年有志青年参加革命，革命的洪流浩浩荡荡，有叛变的、落伍的、枪毙的、死掉的，但是谁也无法阻挡革命的洪流”。今天创业的浪潮，企业家精神在中国完全社会化的情况下形成这样一个浪潮，就像当年革命洪流一样浩浩荡荡，谁也阻挡不了。因此今天中国最大的信心就在于民间的创业和企业家精神。

当今世界的四个核心问题

我认为今天的世界完全变了，不能用西方沿用几百年的体系，不能用这样一条思路和逻辑或一个所谓的普世价值来看我们今天的世界和中国的崛起。当今世界有四个很核心的要素：

第一是网络。网络的兴起最本质是搜索引擎的诞生。我们过去要去图书馆学知识，需要查编号、添表格，图书管理员跑到图书室到处检索给你拿出来，这个过程的成本很高。但今天把电脑或手机一打开，Google一下，你所要学的知识和人物信息一瞬间都可以获取到。所以过去知识是力量，知识是最昂贵的东西，今天，空气和水变成战略资源，知识变成了最廉价最容易获得的东西。搜索引擎的发明颠覆了人类知识的体系，让所有的只要有一定技能和理解能力的人都可以获得知识。获得知识就推动了民主的普及和世俗力量的崛起，打破了过去知识被少数人(精英阶层)垄断的现象。

第二是全球经济一体化。全球经济一体化的本质是什么？就是产品的要素进行全球配置。这颠覆了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国与国的禀赋优势已经转移为公司与公司的禀赋优势，公司的力量崛起。全球化的公司和跨国公司是两回事，跨国公司的定义就是在两个以上国家有机构，而全球化的公司是一半以上的雇员在企业所属的国家之外，一半以上的收入来自于本国之外，比如诺基亚等很多公司。诺基亚的产量在中国占80%，但它是外国品牌，我们的消费取向决定它的生死。不要认为它是跨国公司，实际上它是“中国”的公司。所以当企业的收入、雇员一半以上是来自他国的时候，这个公司就不是姓中国或姓其他国家了，它已是全球化公司。所以，经济全球化的核心就是公司力量的崛起，是全球化公司的崛起。

第三是气候变暖。石油和煤炭是不可再生能源，根据能量守恒定律，这是40亿年地球的储备，太阳能通过光合作用贮存在植物中，火山、地震又把树木等植物埋到地下形成了今天的煤和石油。工业文明就是建立在消耗40亿年储备的不可再生的化学能源的基础上。工业文明是相对于农业文明，农业文明是屈服自然、服从自然、最后和自然合作，叫做天人合一。中国农业文明的思想体系是最完善、最科学、最美妙的。我经常讲宋代的文化就是我们农业文明最高、最先进的写照。工业文明是因为我们想征服自然、改造自然、战胜自然，我们希望把人的力量延伸。工业文明的概念是把人的动力体系转用化学能源来创造出动力体系，其实是人的能量延伸，所以“千里眼、顺风耳、嫦娥奔月”的理想都实现了。但工业文明最大的坏处就是夸张、浪费。首都机场就是工业文明的写照，造了宏大的天穹，冬天要消耗很多能源来保持它的温度，夏天要消耗巨大的能源保持它的凉爽度。因此，我认为气候变暖的本质就是在批判、告别工业文明，我们要进入新的文明，这个新的文明就是生态文明，是一种简约的生活。

当今世界第四个最伟大的变化就是中国的崛起。我把“中国的崛起”称之为“世界最大的麻烦”，这个词是最准确的，为什么？一个拥有13亿人口的古老东方大国，中国的崛起其实是人类最大的挑战课题。因为中国的崛起挑战了西方400年来所主导的价值和世界体系。未来将是怎样的结果？无非是三种：第一种是，中国纳入西方世界的体系，西方世界特别希望是这样的结果。但我们中国人愿不愿意？我认为愿意是应该的，因为这样可以减少很大的世界冲突。第二种就是挑战西方世界，我相信中国人都不会接受这种方式，因为目前还没有到挑战的时候，也没有这个能力和必要，也就是说今天世界的普世价值还是存在的，我们要逐步认同，而挑战就意味着要战争。第三种结果，实现国家的相互欣赏，这种相互欣赏是一种共存的体制。

最后，谈谈对社会的看法。由于中国的崛起，经济增长引发人们对公平的讨论，公平成为社会的头号问题。公平问题涵盖了当今社会的所有问题，包括权贵的问题、贪污腐败的问题、政府权力无边界的问题、贫富差距的问题、生态环境的问题。在科学发展观中，所谓五大平衡其实就是因为共产党看到了五大矛盾，五大矛盾基本属于经济层面——第一个是沿海和内地的平衡；第二是城乡的平衡；第三是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的平衡；第四是经济发展后和环境生态的平衡；第五是中国经济崛起后外资和内资的平衡。这五大矛盾属于经济层面的矛盾，更上一层的矛盾就是公平带来的一切问题。因此现在中国社会上的思想很活跃，现在思想界最尖端的讨论就是关于中国模式。

我们通过各种学习可以进行这方面的探讨，这种学习还是源于亚布力。因为我们天天做企业的时候并不会想到这些，而在亚布力，大家可以说出一些观点，可以讲述中国崛起的点点滴滴。以上我讲述的就是通过这些年的学习、看书而积累的一些思考。(作者为泰康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兼CEO、中国企业家论坛理事长)